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2021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行，今年6月中旬，国际原油价格已在120美元/桶左右波动。国际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俄乌冲突等因素，我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面临较大压力。

当前我国能源供应面临的挑战

一是地缘局势不稳使能源保供工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2021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13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进口量1675亿立方米，进口依存度超过40%。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国际油气市场动荡加剧，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在我国油气进口量大、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能源保供工作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投资下降加大了化石能源增产难度，也加剧了短期能源保供稳价的压力。全球正处于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各国普遍把逐步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比重作为能源政策的目标，能源企业也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普遍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而逐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2020年疫情冲击时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进一步抑制了传统能源企业的投资能力，近几年传统能源领域投资不足抑制了供给能力的增加，这也是本轮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面临的特殊性，也进一步加大了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产品保供稳价的难度。

三是进口依存度高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叠加对做好能源保供稳价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源价格周期性的大幅波动长期存在，但同此前几轮国际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时相比，当前我国油气的进口依存度明显更高，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对国内能源价格的传导和影响也更为迅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承担高成本的能力明显减弱，这对能源保供稳价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做好保供稳价 要充分发挥已有优势

一是国内能源生产仍有潜力，这是能源保供稳价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我国是能源生产大国，2021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43.3亿吨标准煤，煤炭、天然气都具备增产的潜力，增加国内能源供应仍有潜力是我国能源保供稳价最重要的基础。

二是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为中长期的能源保供稳价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带动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由2015年的0.63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20年的0.55吨/万元，这也意味着能源价格上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相对减小。从能源供应结构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由2015年的14.5%提高到2021年的20.3%，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供应结构的持续优化有利于提升中长期保供稳价的能力。

三是随着能源行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和价格改革的深入，市场主体通过库存调整和商业储备等方式也在积极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随着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主体管理价格风险的意识、能力也不断增强。

四是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也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体制优势。我国曾经经历过受极端恶劣天气等各种因素影响对能源需求和供应的短期冲击，在应对各种原因造成的能源供应紧张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强化基础能力建设和相应制度建设，如建立了石油储备制度，储备规模也逐步提高，这为我国当前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妥善施策 保障能源安全和物价稳定

保障能源安全和物价稳定，既要正视面临的严峻挑战，更要看到我国能源发展、结构调整和行业改革持续深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多措并举，更好保障能源安全和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四个重点”。

一是发挥好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在国际原油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发挥好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不论对保障安全还是对稳定价格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立足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充分释放先进产能、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通过核增产能、扩产、新投产等，努力实现煤炭增产增供。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点，高度重视加强煤炭流通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煤炭运输和储备能力，提高煤炭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性。

二是更加重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增强保供稳价能力，发挥价格机制在调节供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重点行业和低收入人群的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借鉴各国调控能源价格的实践，还是要坚持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重视发挥价格机制在调节供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做好对受能源价格影响大的公益性行业和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工作。在当前能源价格较高的情况下，要稳定长协价格确保民生用煤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成品油价税政策，更好应对高油价的挑战；完善对公共交通等受高能源价格影响大的公益性行业及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

三是继续深入推进能源行业改革，为能源结构转型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从全球能源结构演进的历程看，成为全球主力能源产品必须同时兼具规模性、经济性、清洁性和安全性的特征，其中，规模性是经济性的基础，而一种新的能源产品对传统能源产品的替代一定是发生在传统能源产品处于高价的时候。比如，2000年至2008年国际油价的持续上行刺激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而非常规油气资源和新能源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产量的不断增加又极大改善了各种能源产品的供求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油价大幅回落，2011年煤炭价格也从高位大幅回落。因此，在新一轮国际油价处于高位的时候，要更加重视深入推进能源行业改革，持续优化能源行业市场准入条件，更好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各种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奠定制度基础。

四是积极推进建立节能型的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根本上提升保供稳价能力。从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历史看，在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时，通常也是最有利于各国推进产业升级和提高能效的好时机。比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美国等国家都出台了许多能源方面的政策和法案，以促进节能（节油）技术的应用、提高汽车燃油效率标准等。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进行积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显著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受益于燃油效率高日本的汽车出口在高油价的1980年还达到610万辆的新高。虽然日本国内石油需求高度依赖进口，但由于日本的人均能耗只相当美国的50%左右，高能源价格对日本物价的影响显著低于美国，如今年4月美国的CPI同比涨幅高达8.3%，日本的CPI同比涨幅只有1.5%。因此，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时候，我国应更加重视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应对高油价的能力。